从何心隐到马启西中国士人理想社会的实践和个人悲剧命运 端庄书院
热血铸汗青 生命留绝响
――从何心隐到马启西中国士人理想社会的实践和个人悲剧命运
马廷义
内容提要：大同社会是中国士人的理想社会，是中国式的“乌托邦”，明代晚期的何心隐创办了家族式“聚和堂”，清末的马启西创立了伊斯兰教“乌玛”体制“西道堂”，他们成为中国乌托邦社会的实践者，他们为自己的宗教、学说和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个人的悲剧命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抹亮光。
关键词：中国士人 何心隐 马启西 理想社会 实践 悲剧命运
中国传统的理想社会，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奷邪谋闭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不闭户，是谓大同”。这是一个人人平等、财产公有、社会安定，幸福安祥的理想社会。
孔子所构想的这种“大同”的理想社会，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大同思想，也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从它的社会诉求讲，即有民本精神，又有民生关怀，表达了自然经济下人们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它虽然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被边缘化了。但它作为理想社会的模型，永远留存在中国士人心灵的深处，而且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常被人们所尊崇，成为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和文化资源。生活在明晚期的何心隐，生活在清代末期的马启西则是实践这一理想社会的典型人物。他们在各自生活的地区和能力范围内，在这个朦胧思想鼓舞下，“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总体性构想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进行了大胆的卓有成效的实践。
何心隐、马启西他们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族别各异，信仰有别，思想理论上的建树也不一样；但他们的生活经历、对理想社会付诸的实践，个人的悲剧命运则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鲁迅先生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摧残，被抺杀，消灭于黒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一、何心隐、马启西生活的时代及生平
何心隐，是我国十六世纪的“异端”思想家，他敢于向封建统治权威作不屈的斗争，。
何心隐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死于明万历七年（1579）。本姓梁，名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他早年就做生员，三十岁时（1546年）赴郡试，中第一名。他听到王阳明真传弟子王艮的学说后，便抛弃了科举的道路，从颜山农学习，成为泰州学派的再传弟子。颜山农名钧，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是王艮的弟子，传授王艮的学说，王艮认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也”（均见《王心斋遗集语录》）。这是说生活实践就是学问，也就是“道”。为饥寒所迫的人，本身已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就谈不到学了。王艮对当时受惨重剥削的人民表示了一定同情。颜山农则“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何心隐受王艮、颜山农的影响，对受压迫的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开始构建聚和堂，反抗地方官吏压迫。中以计去宰相严嵩，后反对宰相张居正的禁书院、禁讲学。时人沈德符说：“时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者，以讲学自名，鸠聚徒众，讥切时政。……江陵（张居正）怒，示意地方官物色之，诸官方居奇货，适会光事起，遂窜入二人姓名（梁汝元、罗巽），谓且从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谷应泰说：“八年春正月巳末，先是永丰梁汝元聚徒讲学，吉水罗巽亦与之游，汝元扬言，张居正专政，当入都颂言逐之。居正微闻其语，授指有司捕治之。已湖广、贵州界获妖人会光，窜入汝元、巽姓名，云谋不轨。汝元、巽先死，湖广守臣俱爰书，下法司讯之。并会光亦非真也。第据律论罪”。。
马启西，甘肃临潭人，回族，伊斯兰教名叶海亚，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卒于民国三年（1914）。马启西很小就在临潭旧城清真上寺学习阿拉伯经文，受到良好的伊斯兰启蒙教育。11岁起在旧城汉族范玉麟处上私塾。后求学于现店子乡店子村汉族硕儒范绳武先生。范绳武是贡生，“家居授徒，成材甚众”。马启西从学之后，受范的思想影响很深，数年内学业大进，成为范的得意门生，县考时被取为第二名“童生”，启西二字就是范绳武先生给其取的名。几年后在巩昌府（今陇西）应试，考取第四名秀才。其后他放弃对功名的追求，转而钻研清代学者王岱舆、刘智、马注等的著作和伊斯兰教学说。以“诸儒之薪传，会归真之总义”，“静居修道者又十载，乃悟真主之明命、至圣之品格”。
从光绪十七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1－1898）在临潭旧城达子沟创金星堂正式讲学传道，依次宣讲《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清真指南》、《归真总义》、《清真大学》、《五功释义》等经典及宗教知识。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用汉语讲授深入浅出，并能结合社会现实和当地实际，听者日众，除回族外，还有汉、藏、撒拉、东乡等族的人参加。“光绪二十七、八年间，信从者益众，大开讲席，发明身心性命之理。听者妄倦。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崖，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此也古今之常理也。仇者即以‘夜聚而晓散，树党结盟，倡奇立异，惑乱人心’”。而告之于洮州厅，后虽无罪开释，又于光绪三十二年“以违叛古教，创立新奇等情”上告。先生等被迫偕马英才等人前往天方朝觐，由于路途受阻，留居中亚撒马尔罕地区传教讲学一年。次年先生回国，随即改“金星堂”为“西道堂”，并创立西道堂大家庭。民国三年（1914），白郞犯陇，五月初一日至临潭，旧城失陷。……闰五月十九日，仇视者运动军阀马安良，以通匪名词，无公文、无案卷，即将先生枪决……。
二、何心隐、马启西对中国理想社会的实践。
研究认为“乌托邦往往是在社会激烈变化时的产物，欧州乌托邦社会被提到日程上是在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而中国则是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因为此时‘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社会重组过程中，政府的思想和行政控制力大幅下降，为乌托邦团体的兴起，。
而何心隐早在明晚期，就在他的家乡江西永丰创办了聚和堂，进行了他的理想社会的实验。他把宗族单位作为一个共同体，在这一单位内，办了一个学校，实行集体生活，用“总送膳”的方式集体吃饭，集体在祠内住宿，本姓子弟们都得到一律平等的待遇，外性子弟也可以入学，不分亲疏厚薄。在集体里，遵守节约的原则，不许“盛饰”“厚味”，大家都过着平等的生活。“子弟不论贫富，其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黄宗羲说他“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聚）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
邹元標说：“凡冠、婚、丧、祭，以迨孤、独、鳏、寡失所者，悉裁以义，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数年之间，几一方之三代矣”。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何心隐不只是有类似乌托邦的理想，而且躬行实践起来了。“我们不要以为他的实践只是在宗族的狭隘范围中而忽视了他的乌托邦的理想内核。列宁说过：，是不依靠社会力量，也不依靠阶级统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的一种愿望”何心隐的理想实行不到几年，刚刚有一点成绩，。他也被捕入狱，定了绞罪。后改判充贵州。
无独有偶，在何心隐殉道的330年之后，甘肃临潭的马启西也于他的故乡临潭旧城西凤坪下创立了西道堂，开始了他对理想社会的实践。马启西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哺育下成长的杰出人物。作为中国士人，他创立的西道堂从其社会组织特点看，有实践中国传统的理想社会的功能；作为一代宗教家，又充满了伊斯兰初期先知创立的“乌玛”体制。马启西创立的伊斯兰教西道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伊斯兰价值观的双重影响制约下，在特定历史、社会、、经济、宗教思想文化和自然地理等环境中的产物”。“他的成功就在于宗教和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流融汇”。
西道堂建堂伊始，凡入堂的必须把自家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捐入道堂，属集体所有。当时相继入堂的有5千人左右，其中1500多人在堂内过集体生活。西道堂提倡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均衡消费，贫富相等，大家管理公共财产，其成员的生产、生活、教育、婚丧、赡养等费用，全部由道堂支付。
这个大家庭在教长的领导下，设总经理一人，管理商业和各项生产，商号、商栈、商队、农庄、牧场、林场设分经理，为总经理负责。
道堂大家庭家务生活分工担任，设灶房组、缝纫组、皮匠组、木匠组，以服务于大家庭的生活、劳务。
在教长之下，还有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负责人，主管文化和教育教学。
在道堂内提倡“教民生活一律平等，大家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集体伙食，实行一种供给制。
教民的婚、丧大事，亦由道堂统一料理，男女婚配，提倡自愿婚姻，并废除资送财礼的习俗。本堂所属教民之间的婚姻，均无财聘或妆送之费。必先礼求两性相悦，然后，父母及介绍人呈明教长，请照古礼，诵经完婚。
教育，本堂内之教民，除受回民教育外，并注重国家教育。无论农商各界子弟，小时均入本堂创办之小学受小学教育。
著名记者范长江于1935年7月考察西道堂后，认为“教民为该道堂服务者‘概为公有’，各尽所能，分工合作，但生活方面一律平等”。 1937年著名学者王树民考察西道堂后评价道“入堂之教民须尽献其生命与财产之所有，而一切工作、生活、教育、婚丧、赡养等概由道堂为之支配，换言之，即道堂如一独立大家庭或单位小社会，人民生息活动于其中，均为组成之一员，彼此间更无尔我之别，而共赴于人生之最后目的地，其原则颇可以‘理想社会’之模型拟之”。
马启西先生创立的西道堂大家庭是以临潭城关为中心，包括13个乡庄内在的农、林、牧、商、工齐全的大家庭组织。从1901年算起，到1958年最终解体，整整存在了57年。著名学者张承志曾评价道：“西道堂教长马启西一如各教派先驱，最后以惨遭军阀杀害谢世。道堂民众一如回族大众，几经患难，挣扎于绝望的边缘。但是西道堂依然发展着，实践着孔孟大同思想和伊斯兰早期公社思想……使世界发现，居然在中国荒芜山区确实成功了和存在过一个乌托邦。这对于哲学和人类进步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后世只要有人类对公社理想的追求，西道堂的历史就会继续给他们以启示”。
三、何心隐、马启西生命的绝响
2006年叶春林、周为军以《士人生命的绝响》为题，对嵇康和何心隐的人生悲剧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他们的死成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生命绝响，其生命悲剧命运及原因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实被统治者视为“异端”的思想家，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命运。只不过他们时代有先后，国别各不同，思想理论上的建树不一样，人格理想上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济世厚生的精神，体现了以天下为胸怀的人道主义理想。然而他们却不容于社会，被目为“异端”，最终惨遭统治者的杀害，这是历史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族群的悲剧，人生的悲剧，更是牺牲者个人的命运悲剧。但悲剧不等于悲伤或悲哀，正如鲁迅先生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何心隐、马启西的人生悲剧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仅相隔三百多年，共同拥有让人动容的死亡，生命的终结最终把死亡推向这样的境界：“死亡不能改变伟大的灵魂，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直到最后一刻仍然不会失去其本色”，同样他们生命的悲剧命运及原因，在许多方面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忤逆权要的性格悲剧
何心隐、马启西惨遭杀害的个人不幸，其间都伴有一个过于执着过于切直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们与那些权要的交往中，为保持个人人格的独立，必然与权要之间产生尖锐的冲突。
何心隐被当时统治者杀害也是其不落意气、忤逆权贵的性格造成的。可以从下面材料看到何心隐落拓不羁颇有豪侠气质的性格。
泰州学案载：一日遇江陵（张居正）于僧舍，江陵是为司业，心隐率尔曰：“公居太学，知大学道乎？”江陵如勿闻也者，目摄之曰：“尔时时欲飞，欲飞不起也”。
候外庐先生这样评价何心隐，在封建统治代言者的笔记中，他被诬蔑为‘妖人’，‘逆犯’，‘盗犯’，‘奷犯’……等等；而在他的同情者的记录中，则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气魄、有胆略、有理想的反封建战士，他的这种敢斗敢为的性格与张居正对话可见一斑。
他在万历七年于祁门被捕后押解到湖北的沿途上书，李贽对这些“上书”评论说：何心隐老英雄莫比，观其羁绊缧紲之人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
一个身处羁绊中的人，不仅不向当权者显示丝毫的摇尾乞怜，相反在上市中“如诉如戏”，对权贵们极尽藐视，这种狂达不拘的性格，这种气魄，确非豪杰之士所不能为。
何心隐敢于忤逆权贵的性格突出表现在与当朝宰相严嵩的斗争之中。泰州学案中记载他于嘉靖四十年曾与蓝道行共同以心计除去贪墨奷佞的宰相严嵩，因此何心隐遭到严党的仇视，不得不改名梁汝元为何心隐。，他只好“踪迹不常、所半天下”。他这种狂猬奇绝性格，不管是与严党还是与后来当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斗争中时时自然显露。这就给他人生轨迹染上许多悲壮色彩。
与何心隐一样，启西先生在创业之初就受到甘肃军阀马安良的拉拢、，马安良甘肃临夏人，，同治十一年随父降清，其后飞黄腾达，终任甘肃提督。马安良在任飞扬跋扈，肆无忌惮，排除异己。马安良拉拢马启西，但先生不为所动。宣统元年七月，亦即启西先生西行归来两年之后，启西先生被马安良接到导河县（今临夏），住进官邸，连日来待如上宾。殷勤备至，并说：“你老人家从天方归来，与凡人不一样，顺天受命，当其时了，你应该讲给我吗？”先生回答“受敕命者，取主之喜，绝不能取人之喜，圣门的途经上，总是挫折的事多，承装的人少。”马安良虚伪地说：“我能承装”。先生则笑而不答。这是启西先生给马安良软钉子，也是先生对权贵的公然蔑视。
更为严重的冲突则是启西先生在与马安良之弟马哈五和其子马廷襄的对话中。1904年河南宝丰的白阆斋俗称“白朗”部队从河南辗转陕西，进入甘肃。其到达临潭旧城后，旧城近4000人遇难。西军督帅马安良在白郎部离开临潭后，派其部下马忠孝带兵追击，路过旧城，当地反对人士以西道堂勾结白郎为由控告启西先生。马安良便派其弟马哈五和子马廷襄率兵进驻临潭旧城。有一天马哈五和马廷襄前来西道堂向先生提问，“你说真正的卧里有没有看然曼提？”先生回答说“真正的卧里没有看然曼提，看然曼提是从主上来的，他在于引沙尼上，不在于哈瓦尼上，我的看然曼提在我的后辈上”。这一对话教外人士可能无法完全读懂，因为在这篇对话中夹杂了只有教内人士才能理解的阿拉伯语词，若用完全的汉语表达则应是“你说真正具有贤品的人（即真主的朋友）有无超常的奇迹”，先生回答：“真正具有贤品的人没有超常奇迹，超常奇迹来自于真主，他在于有品德的人上，而不在无德的畜牲身上。我的超常奇迹是显在我的后辈上”。这是先生对不可一世的权贵们的有力回击。此次对话不久，马安良就将启西先生及其弟、子侄、教徒等十七人逮捕杀害。
如果何心隐、马启西不顺性而行，在与当权者对立中能敛其锋芒，或许他们都能促使其命，得以怡享天年。但是历史没有让人们有太多的假设，他们注定成为这样的奇士异人，以出俗之韵、骀荡之姿、狂狷之行卓然自立于芸芸众生之中，，使他们的人生受压抑与折磨，以悲剧而告终。
（二）个人思想和人生观的悲剧
何心隐与马启西遭到统治者杀害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个人思想锋芒和人生观与当时统治者世俗的思想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所导致的。
何心隐的人生悲剧也是凸显个性的思想观念及迥异世俗的人生观密不可分。侯外庐先生断言，“何心隐的思想性格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妖逆’思想，何心隐强烈反对统治者对人民作出的“无欲”或“绝欲”等欺骗性宣传，他认为：
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安逸，性也。
欲货色，欲也；欲聚和，欲也。
声色、臭味、安逸之乘于耳、目、鼻、口、四肢……尽乎其性于命之至焉者也。
这些论断肯定人的物质欲望，指出人欲就是天性，驳斥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寡欲或育欲的主张，这种主张就是要“尽天性之性”，也就是顺应自然本有的人欲，同时指出顺应自然本有的人欲要做到“有所节”，“有所节”才能“节而和”。侯外庐先生认为：“何心隐的‘育欲’思想，反映了劳动人民保卫自己生活权利的意志，也反映了争取平等的要求，这种思想，在封建制社会晚期出现，具有反对封建横夺的战斗意义”。
何心隐颠倒封建社会的五种伦常关系的顺序，以为朋友一伦最重要。对于他的师友论，道德平等观和仁爱思想，刘泽华强调“这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及其所维系的等级森严的制度，具有一定的冲击作用”。“这种思想是对当时日趋绝对化的王权、森严的礼制和程朱理学伦理观的批判、冲出乃至对抗，。，他要固守这种异端的思想和人生观，最终使他付出高昂的代价----―个人生命的付出。
启西先生幼年起在清真寺攻读宗教经典，少年起研读儒学经典，并通过科举考中秀才，他是在伊斯兰教传统信仰和儒家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故伊斯兰教和儒学文化在他身上达到了一种自然的结合。他的对联：
体大公而遵主命，善身善世，洵哉人熟义尽；
本真诚以履圣行，成人成已，允矣道全德备。
“善身善世”、“成人成已”，他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推已及人”之道引入伊斯兰的伦理学之中，并把它视为真主之天命(主命)，把真诚实践这些道德伦理规范，视为遵循的“圣行”。
居广居，由正路，方能保全元气；
友良友，亲明师，不啻坐于春风。
启西先生将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的主张应用到修身广道的宗教实践中。
命如春风，仁如春理，一生都在春光里；
学是天成，品是天纵，万事不出天定中。
他把儒家的乐天知命、唯命与仁的主张与伊斯兰教的天命论与前定论联系起来
忠厚留有余地步；
和平养无限天机。
“忠厚”不仅是指孔子所说的“忠怒”之道，也是指伊斯兰教的虔诚与敬畏，“和平”不仅是指儒家的“和为贵”“和实生物”的中和之道，更是指伊斯兰的实质即为“和平”之道。忠厚和平，实际上是处理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普通原则，不仅适用于儒家和中国人，也适用于，符合于伊斯兰教的道德理念，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法精神和丰富的人生智慧。
清岂易清、欲清须一尘不染；
真诚难真、要真宜万缘皆空。
为性海，为灵根，代有无之妙用；
曰元勋，曰首命，显动静之玄机。
穷神智化，至精学问在无我；
复命归真，第一人品要如他。
在启西先生的笔下，性空之说、有无动静之论，皆为我用。中国传统文化在伊斯兰学说中皆有对应。王岱舆、马注、刘智所开创的“以儒诠经”的中国伊斯兰教发展道路，由马启西先生付诸于自己的宗教实践中。但是“在马启西所处的那个时代，伊斯兰教的神秘色彩和人为制造的对它种文化的抵制和排斥行为，是不允许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接近和或走进伊斯兰教的，”正是马启西先生的这种独立特行，卓然于传统习俗的思想理论，被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为“”。因而，他也为这一划时代的创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三）何心隐与马启西个人人格魅力之悲剧
何心隐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其思想、活动及组织能力对时人产生的吸引力。其魅力可以通过这些文献借以管中窥豹。王世贞在《嘉隆江湖大侠》中称：
何心隐者，其材高于山农，而幻胜之，少尝师事山农。……纵游江湖，放浪大言，以非文可以得志于世。而所至聚徒，若乡贡、大学诸生，以至恶少年，无所不心服。
这里可以看出何心隐因其惊人的活动能力而折射出诱人的魅力，他不是在书斋中空谈的书生，而是勤奋务实的士人，据侯外庐所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附编的何心隐年表，可以看出他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以后的十九年间，足迹至大半个中国，聚集朋友、鸠合同志，率众讲学。沈德符《妖人遁逸》说：“梁汝元以讲学者名，鸠聚徒众，讥切时政。”陈士业在其《荅张谪宿书》记述何心隐这一时期的活动说：
“心隐尝以金数午界光午，使走四方，阴求天下奇士，光午携蒯缑，衣短后之衣，挟健儿数辈，放浪湖海，穷发塞，历郡邑。所至凡缁衣黄冠，与夫商贾驵侩，佣夫厮养，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备一节之用，擅一得之长者，皆籍记而周旋之。以故心隐所识奇士，尽于海宇。”
何心隐的这种活动对时人影响是极深远的，但这种个人魅力所折射出的光辉成了专制统治者炫目难耐的色调。，也正是其个人魅力。，在其遭搜捕时程学博、焦茗等人尽力救护他，在他被捕后其弟子胡时同一路陪他到武昌。在其死之前，弟子王之垣甚至要舍身代其而死。在其死后，“陈尸道旁，有一人犯相国之怒，仰天大哭，收其遗骸”，时人冯肇南、梁维翰、周良相、程学博、李贽等人纷纷撰文纪念他。他因个人魅力而死，也因个人魅力而生，因其魅力使英名永垂史册，流芳后世，虽死犹荣。
马启西的人格魅力不仅仅体现在其思想活动组织能力对时人产生的吸引力，而更重要的他的身份不单是简单的士人，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宗教家，一代宗师。
清末甘肃岷县汉族进士尹世彩在《马启西先生创教殉难史》中记述马启西的人格魅力，“甘肃临潭旧城回民中有一人曰马启西，诚回教中继往开来学者。……幼而颖悟，体有异香，人咸知其异器，长而从事汉文，闭户自精，开卷独得”。启西先生的业师范绳武先生评价其弟子“此子在孔门，即好学之颜子，在回教即传道之。”其人品学识可见一斑。
他大量研习了清代学者的汉译著作，如《清真大学》、《正教真诠》、《清真指南》、《天方性理》、《天文典理》、《天方至圣实录》等，初宣讲，“从游者仅亲知中数人，而至光绪二十七、八年间，大开讲席，发明身心性命之理，听者忘倦。”他的听讲者和追随者中不但有本地的回民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汉藏民。由于他的博学睿智和高尚品德，在群众中树立了极高威望。启西先生在讲学之外，也曾以十年的漫长时光作了靜修功夫，“道祖于光绪十五年，放弃世情，恭默思道，乃悟真主之明命，得至人之品格”。
“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光绪二十八年，反对者以“夜聚晓散，树党结盟，倡奇立异，惑乱人心”等上告官府。先生及其追随者受到攻讦、。
启西先生因惑于争端迭起，无有宁日，于是决意出行。他愤懑地说“孔子有微服过宋之举，老子有骑牛出关之行，吾将高蹈远行，以避此锋可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率门徒丁全功、马德胜、丁仲光第一次出行，受阻返回后又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乃偕教生马英才、马建元、丁仲和”西行，在西域撒马尔罕留居一年，干功修道，随行马英才归真于斯地。身居异乡他国，面对挫折，启西先生教导随行者“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地，行乎夷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经过，多一番挫折，放一番光明，由修身而净心而归真，吾道尽于此矣。”
先生的人格魅力，昭彰于世，他的伙伴们倾其全力助先生建立了集中国大同理想社会和伊斯兰的理想家园---宗教“乌托邦”(实体)西道堂“乌玛”的社会生活方式，“教生中如马正隆、敏学礼、丁重明或全输家财，或输家财之半，固诸生侠义之气，有以致之，然非先生耳提面命，礼仪之侵灌于夙昔者，曷克琫此。”
尹世彩评价道，“先生设教天命五功之外，别无所传之密诀，步步从实处着眼，不使虚度。间设经济、、农圃数术诸端，无非道也，以主之财用于主道，不为私有”。
正是先生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招来了无法避免的打击“被仇视者无一日不禀诉，无一人不毁谤，……而先生之道益坚，而学者之信仰愈笃。”民国三年五月初一日，河南反袁义军白郎军队到达临潭，攻陷临潭旧城，地方反对人士以以“通匪”之罪上告军阀马安良，“以通匪为名，无公文，无案卷即将先生枪决，从之死者，弟启晋、启华，子隆德，侄希隆。生徒苏占魁、马成功、敏学礼、丁全德、马德盛、孙真荣、马永顺、单复德、马世安、马世荣、马春光、马世贞，导河县教生马英贤、马万才、丁吉德、陆进才、马永录、马来比、马三九、陕麻进等。呜呼!天以道而禀诸人，人体道以合诸天，非性死而无愧，抑且死而弥彰也。”
尹世彩先生在马启西先生传中给予极高评价：“先生可与耶穌、路德、亚力斯多德、卢骚等相视而笑天上也，。”“是先生虽死犹生也，是先生之道犹未绝于人也，此好还之天道也。”1937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临潭考察时，感于马启西先生的事迹挥毫提赞：
立教化民为天下法；
以身殉道作百世师。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母》），是中国士人把个体的自觉和群体的荣辱联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志士仁人，无求生意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成为许多仁人志士恪守的原则。他们把个人的生死荣辱，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为自己的理想、国家和民族事业甘愿献身。何心隐、马启西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的思想和事迹，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上光彩夺人的篇章。
作者简介：马廷义，生于1962年，现为临潭县志编纂办公室主任，《临潭县志》主编。
端庄书院创办于二〇一五年，系国内首家回儒书院，奉先贤刘介廉为道统之宗师，学问之津梁。秉承回儒精神，接续文化根脉。致力于回儒研究、回儒教育、回儒对话等公益文化事业。弘道弘人，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