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晋“五胡之乱”的五胡是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但实际上当时参与乱华的不仅是这五个异族,还有巴氐、卢水胡、杂胡、五溪和长沙诸蛮,过去历史学家认为可能还有吐蕃之先世也参与了乱华,只是由于当时史料未能加以分辨。
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有白种人特征,可能是西域来的白种人或混有白种人血统,从事流浪和犯罪的人很多。 卢水胡是西域白种人与匈奴人、氐、羌等民族的混血。 氐人自古生活在甘肃东南部,是古羌人与矮黑人混血的后代,文明程度介于汉人和西羌之间,高于西羌而低于汉人,以农耕为主,兼事畜牧业,都用汉姓,语言是汉语而混有羌语词汇。 巴氐人的祖先就是四川东部的古巴人,又叫賨人或板楯蛮,多为两汉充步兵中的精锐,东汉末调他们到关中征剿叛羌,后来就徙居汉中,三国时降于曹操,又被迁往甘肃东南安置。 因为是巴人住到了氐人的地区,就被当时人称为巴氐人,以示和正宗氐人有区别。 巴氐人也是用汉语、汉姓、汉文,风俗习惯与汉人差距不大。
东汉末年陕西、甘肃一带羌乱不断,朝廷年年用兵,战争持续了几十年,西北汉族人口锐减和逃亡,关中出现羌胡杂半的局面。 后又是黄巾之乱与汉末军阀混战,三国魏蜀吴混战,到西晋一统时,全国汉族人口只剩七百多万。其中北方四百多万,东吴两百万,蜀地一百一十万。 全国到处土地荒芜、人口稀少,有些地方到了千里无炊烟的地步。此时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凋敝,劳动力的短缺成了很大问题。 晋武帝平吴以后,开始大封功臣,把大量土地赐给宗室勋戚和官员,但光有土地而无劳动力来耕种也是罔然,招徕异族进入中国居住就成了补充劳动力的一个主要途径,这种事曹操和孙权、诸葛亮的时代就在做。
曹操曾将南匈奴各部安置在山西和陕北,大破辽东的乌桓(东胡后裔、鲜卑同种)后又将二十万乌桓人迁入中原,入居中原的乌桓在西晋时被称为杂胡,也参与了五胡之乱。 孙权派人在安徽、江苏、浙江的山中搜捕山越人,用作士兵和补充劳动力,前后共得二十余万,连皖南黟县深山中的原始矮黑人都给抓了出来。又派将军卫温率水师到冲绳、台湾去掳掠人口,有说还到了菲律宾去掠人。 诸葛亮在蜀中也打少民的主意,先利用马超招徕羌人,后又在川南的雅安弄到青衣羌人万家移入成都周边居住。当时汉族统治者对人口的渴求就可见一斑了。 而当时由于北方草原自然灾害频繁,北狄和西戎乘中原战乱人口锐减也纷纷迁入塞内,到西晋时居住在华北和陕甘的异族人口已经和汉族人口相差不大了。西晋统治者又还把湖北和湖南的五溪、长沙诸蛮(苗瑶之先民)也部分徙入中原以补充劳动力。 他们后来也趁火打劫,参与了五胡之乱。 说是五胡乱华,其实作乱的异族何止五个。
进入中原的异族多了,在西晋初年就闹起事来,陕北的匈奴人杀官叛乱占领郡县,随后关中杂居的氐、羌、卢水胡也蜂起响应,共推氐人齐万年为帅,西晋王朝费了不少周折才把陕西的叛乱敉平。
这个时候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异族大量混居中原的危险,就要求西晋王朝凭借灭吴的兵威武力驱逐异族出塞,代表作就是江统的《徙戎论》。
这个事情当时究竟能否做到,后世的史家就有争议了。,如果强制驱逐只能是让民族战争提前爆发而矣。 而当时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私心自用,功臣贵族乃至普通地主都需要大量的异族劳动力,所以主观上也没有驱逐异族出塞的意愿。 徙戎之论成为泡影,当时的士大夫也并非全不知这种危险局面,所以索靖有“荆棘铜驼”之叹,而每天吃饭要费一万钱的宰相何曾也召集儿孙们说:“我们父子尚过得去,孙儿辈们可能就危险了。”后何曾的后人果在五胡之乱中被灭门。晋武帝司马炎死后,西晋王朝很快就陷入了统治集团内讧的八王之乱,北方汉族人口进一步减少,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五胡乱华”的局面就已经无法避免了,这一乱就是三百年,汉族几乎弄到了被种族灭绝的边缘。一个国家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合理的比例被打破是没有不发生大乱的,即使在边疆地区也是如此。主体民族的力量被削弱的越严重国家动乱的烈度就越大,动乱持续时间就越久,这是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