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NU-文汇讲堂•人文大书架No•5|赵汀阳荐《满天星斗》：殷商前，神州大地有多个“相距恰当”的文明，且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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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刊发第五期。推介苏秉琦著《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由赵汀阳撰稿。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开始以哲学方法去反思“天下”概念，并试图解释“天下”概念与“中国”之间的内在关联。我的导师李泽厚先生曾给予了重要的提示，可谓近水楼台。虽然时隔多年，但他的三个鲜明的建议至今记忆犹新：

（1）“物之所言比言之所言更有力，所以一定要重视考古学的证据”；

（2）“中国文明的初始秘密就藏在新石器时代的物证里”；

（3）“要特别注意苏秉琦的思想”。

应该说，其中第三点是一个具有特别意味的方向指示。李泽厚先生对苏秉琦先生思想的“特别注意”很可能与他自己的哲学思维有关，因此更关注物证所能够开发的思想，而这也是苏秉琦先生的学术风格：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几近哲学的分析和推想。

1989年，赵汀阳在李泽厚先生家中。

大家知道，苏秉琦先生的主要研究发现或学术贡献，就在于他根据实证的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证明：华夏始祖并非归源于一，而是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多元状态。在思想史的角度上，这实际上就是给出了一个“历史解释的模型”，，距今约5000年前或更早的历史叙事，构成了质疑并且开启了新的可能理解。

考古证据表明，，。，但许多人仍然相信，至少中原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领先发展的中国文明。这种广为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但与事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偏差。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

1、陕豫晋邻黄地区；

2、山东以及邻省一部分地区；

3、湖北和邻近地区（汉水中游区、鄂西区、鄂东区）；

4、长江中下游地区（宁镇区、太湖区、宁绍区）；

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赣北区、北江区、珠江三角洲）；

6、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昭盟中心区、河套区和陇东中心区）。

左图，三分法：華夏、東夷、苗蠻；右图，四分法：華夏、東夷、苗蠻、百越集團。

在大量考古考察的基础上，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对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中原地区只是独立发生发展但又互相影响的六大区系之一，并将新石器时期的中国文明状态传神地描述为“满天星斗”。

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并不是众星之核心，而只是并列的重心之一。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从陶寺到二里头时期，才逐步形成“月明星稀”的状态。

如果更保险地说，我愿意相信到了商代才真正达到“月明星稀”，因为就目前证据来看，相当于夏朝的时期的中原文明在技术水平上并非遥遥领先，甚至夏朝的具体证据也不多。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3000年或更长，占去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苏秉琦的模型并没有否定中原文明有其本地根源，而只是指出，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合成性质，有着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来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响，其中，北方文明的南下影响形成一个Y型通道，即辽西文明和内蒙河套文明通过山西晋地到达晋南的通道，这个Y型路径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多根系中的关键性“直根”。在这个Y型路径的基础上，我认为还可以再加上随之发展的东西路径，即西及青海甘肃，东至山东的横线，同时加上向西南而及川藏和向东南而达浙江的两条斜线，那么，早期中国的文明连线就构成一个“天”字路径图，这看上去是个有意味的隐喻。

今天，满天星斗模型已经广为人知，应该说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最优解释模型，尽管并非没有异议，但其基本解释力却难以撼动。 

1987年5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考察出土文物

我对苏先生论点的理解是：把远古中原文明看作是农耕文明，其实也是一种把后世情形倒映为远古情形的想象。尽管商周以后的中原文明越来越具有农耕文明的风格，但在此前的数千年间，牛耕和铁犁尚未出现或尚未广泛使用，农耕的生产力有限，不足以形成农业为本的经济生活，中国各地的生活都是渔猎、游牧和农耕三合一的混合经济生活，尚未分化为后来所谓的农耕部族和游牧部族，就是说，后来所谓的胡汉之分，在分化之前原本是同类人。在早期中国，从内蒙、辽西到中原，人们的生活技艺大体相似而各有所长，在实用知识和技术上互相学习也是自然而然的。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对中原核心地位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黄帝部族就是渔猎、游牧和农耕三合一的典型，历史记载，黄帝部族流动地移营而居，看起来更接近蒙古高原南部地区的生活方式。假如把黄帝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符号，那么，以黄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国人很可能就是后世的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族群的共祖，或者说，是Y型通道所形成的中国核心文明的共祖。

满天星斗模型可以引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尽管每个文明世界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冲突和战争，而且不可能完全解决这种矛盾，而中国文明却有着更明显的和平倾向以及以和平观念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或是一种能够尽量减少冲突的文明。不过，和平思想是形成中国文明格局的“第二步”，而并非最初之“第一步”。中国何以能够形成以和平原则为基础的文明？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的问题，而这应该是发生于满天星斗时期的事情（西周时期的和平观念已经非常成熟）。我们也许可以推想，在众多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时期，人们在理性选择上更容易倾向于和平交往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恰当距离”的形成基于若干自然和历史条件：地理的广阔，各处皆有足够大的安家立业空间，不至于造成生存空间竞争；各地资源都足够支持一个群体的生存所需，而不至于形成经济学所谓的资源稀缺所导致的零和博弈；各地的文明发展程度相近而在技术上各有所长，不至于因财富的巨大差距而导致难以抑制的嫉妒；尤其重要的是，各个文明之间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这使得技术传播与交往成为可能，同时使发动战争的成本高于受益，因此，除非出现怒不可遏的偶然仇怨，战争的积极性通常低于和平交往和互相学习的吸引力。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盆（琵琶嘴遗址出土）（左），红山文化彩陶罐（四十里堡遗址出土）（右）

基于满天星斗格局，假如确实存在着各个文明地点之间的“恰当距离”，那么，商周之前早期中国的各地文明之间对技术学习的兴趣大于战争就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古人相信远古是个“竞于道德”的时代，看来也并非无稽之谈。当然，即使在“竞于道德”的时代，战争也时有发生，比如炎帝、黄帝与蚩尤之战，我只想说，在众多文明之间有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时期，战争并非谋生的最优策略。在远古时期，发动远距离战争或大规模战争恐怕非常困难，在拥有车马之前，以步行去发动远距离或大规模作战，后勤补给、通讯和组织都是不堪重负之事。因此，在很长时期里，远距离的大规模征服是无比艰难的事情，而与之相较，远距离的文明交往却能够通过无数聚落之间跳板式的逐步传递而得以实现。

可以想象，文明交往优于战争的和平模式维持的时间如此之长，或许有助于形成和平主义的思维定式。许宏先生的《大都无城》一书说明了早期中国众多方国的都城尚未发展出作为战争防御功能的城墙，这似乎意味着那时各地部族有着基本的安全感，并非处于时刻备战的紧张状态，因此也暗示着当时并不经常发生致命的部族决战或大规模战争。

苏秉琦先生著述的多种版本

总之，各地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格局使得知识和文化学习交流的诱惑大于战争的冲动，这有可能是中国文明得以形成和平主义基因的一个客观条件。当然，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一神教，因此没有理由去制造不共戴天的文化敌人，也难以形成文明的冲突，因而倾向于多元合作；于是，古代中国的权力追求是世俗权力，。这一点不知与满天星斗格局是否有某种关系，但满天星斗格局持续了数千年，这个长时段很可能是中国文明形成其多元性质的有利条件，至少肯定不是发展一神教的有利条件。

(完)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师从李泽厚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著有《论可能生活》、《天下体系》、《坏世界研究》、《第一哲学的支点》、《天下的当代性》和《惠此中国》等。

书目信息

栏目主编|萧延中 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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