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研究综述

文 | 吕鑫

　　公文随着文字与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我国最早的公文可以追溯至夏、商、周奴隶时代。有研究者称，公文最迟在3500年前即已形成。[1]虽然公文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将公文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却起步很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秘书学、写作学、行政管理学、历史学、文学、文艺学等学科中。本文试对近三十年来古代公文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期揭示这一研究的路向和趋势，并就正于方家。

　　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文体研究主要针对文艺文体，对实用文体涉及较少，对公文的研究更少。随着秘书学的发展，公文文体研究这个学术“软肋”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抓住。就目前查到的古代公文研究方面的论著来看，文体研究几乎占了一半，主要集中在公文文体的种类、特点以及演变这三个方面。

　　由于资料残缺和各种历史原因，目前还无法准确得知古代公文的具体数量。正如常崇宜所言，“古代公文数量浩繁，究竟有多少篇章，无从统计”。[2]梁清诲等编著的《古今公文文种汇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了从夏、商、周至今各历史时期使用的公文文种达400余种。数量如此庞大，研究起来自然困难重重，于是对公文文种进行分类就成为大多数研究者首先关注的重点。目前，对于古代公文文体分类的标准，主要是公文的行文方向。比如，丁晓昌主编的《古代公文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在论述每个历史阶段的公文种类时，就是按照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的分类标准进行的；王铭主编的《公文选读》（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将选入的古代公文分为上奏文种、君命文种、官署上行文种、官署平行文种、官署下行文种、其他文种几大类别。袁冠立的《关于我国古代公文文体的分类》（《金融管理与研究》1994年第1期）、唐早生的《古代公文的种类》（《秘书之友》1985年第4期）、，将我国古代公文大致分为三大类：诏令类、臣属的奏议类、。胡元德在《古代公文文体流变》（广陵书社2012年版）一书中以通行的行文方向分类标准为基础，将古代公文体系析大为小，创新性地提出“族群”分类法，将比较主要的278个古代公文文种划分为25个族群。依据这一分类法不仅能够了解不同文种之间的相互影响，还便于辨识每一文种在整个公文体系中的位置，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有关古代公文文种分类的研究都是从文体学的角度出发，将公文这一应用性文体与文学文体严格区分开来。这与我国古代学者进行文体分类研究时，总是将公文与其他文章放在一起，从文章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大不同。

　　关于古代公文的文体特点，裴显生将之归纳为：真实、准确、朴素、简洁。[3]常崇宜从写作学角度出发指出：首先，公文是公对公的官文书，它与其他文体不同，不是作家个人自由创作的产物；其次，公文的实质是一种工具，；最后，检验公文写得好不好的标准，主要应看它的实践效果。据此，常崇宜总结出公文的“五性”，即政策策略性、针对可行性、时效性、思想性与艺术性。[4]赵彦昌、姚迪认为，，，。[5]胡元德从语言学层面出发，认为古代公文的文体特点主要体现在结构（公文程式）与语言两个方面，公文程式又可以细分为“表层程式”与“内部程式”两个方面。关于语言特征，他认为，古代公文的语言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而且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质而无文到文质彬彬，再到质朴为主的过程。[6]王智华所持观点与之类似，也从格式和语言两个方面分析古代公文的文体特点。[7]胡明波将目光聚焦在古代平行公文这一分支，从体制、语体、体式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古代官署平行公文的文体特点。[8]李振龙从结构和行文两个方面探讨古代公文的文体特点。他认为，古代公文的结构属于直线型，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曲线型为文有很大不同；古代公文的行文特点主要表现在叙事、说理、言情三个方面。[9]

　　当代公文从古代公文演变而来，或多或少保留了古代公文的优秀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古今公文又产生了巨大差别，二者既一脉相承，又判然不同。关于古代公文文体演变的研究，主要围绕文体演变的原因、文体演变的规律、古今公文关系等方面进行。

　　1.古代公文文体演变的原因

　　邵利剑以奏疏类公文为研究对象，，。，得出二者存在重要关联的结论，由此认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是古代公文文种变迁的根本原因。[11]梅华的观点与之类似，，，其文体变迁能够充分而生动地反映出本身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内涵”。[12]胡元德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更为深入、系统。他将文体演变的条件概括为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两个方面。外部条件是指公文生存环境的变化，。内部条件是指文体自身的属性和功能，即文体对政务活动的适应程度和文体的分工情况。[13]

　　2.古代公文文体演变的现象及规律

　　一方面，研究者们从微观层面入手，考察古代公文具体种类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和现象。相关论文有张立的《命令（令）体公文形式之古今演变及个例比较》（《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韩高峰的《行政公文“命令（令）”的历史渊源及其流变探析》（《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胡仿妮的《通知的文种起源及功能演变》（《办公室业务》2013年第17期）、吴建平的《教材中古代公文演变类析》（《语文知识》1998年第10期）、丁忱的《骈体公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又从宏观层面入手，进一步探讨公文文体演变的总体规律。胡元德认为，“单个文体的演变，因条件的复杂性，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变化。但，从宏观上考察，文体演化是遵循了基本相同的规则，具有大致同一的模式”。“社会的实际需要是公文文体产生、发展、消亡的根本动力，不间断地围绕满足、顺应实际需要这一轴心做出调节，以增强处理公务的能力，是公文文体演变的基本趋势”。[14]丁晓昌所持观点与胡一致，通过对文学文体和公文文体演变规律的比较，他指出，“对公文文体演变规律的探讨必须紧紧地抓住‘功能’这一核心和主线。适用和不适用是文体存亡的基本方式，当社会出现了某种特定需要时，新文体就会产生”。[15]

　　关于古代公文文体研究的意义，刘树勋指出，“古代公文只是过去历史脚步的记载，在今天来说，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过时了。但是它也和其他许多古代文化遗产一样，仍然有借鉴的意义”。[16]李振龙也认为，“要写好当代公文，直接学习、借鉴古代公文的优秀传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7]研究者们致力于此的目的，正在于古为今用，以促进当代公文的发展。

　　古代公文具有文学性已是学界共识，“许多公文作品都是苦心经营的，从字词选用、结构摆布、详略安置等多方面都反复琢磨，相对于文学作品，公文的艺术性毫不逊色”。[18]研究者们对古代公文文学性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钟罗庆、张晟钦认为，古代公文的文学美体现在具有充沛的情感、鲜明生动的形象、多样的语言手段、丰富的风格。[19]刘丽珍也认为，“有形象，有情感，有文采，使古代公文具有了文学的审美价值”。[20]熊碧从笔法、语言特色、个人风格、情感表达四个方面论述唐代奏议的文学特色。[21]徐海容则从语句修辞、论辩精神、感情色彩三个方面入手，论析宋代制书所呈现出的鲜明的文学性。[22]对于如何衡量和评论古代公文的文学性，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借鉴了胡念贻在考察先秦诸子散文的文学特性时所提出的三条标准——有形象、突出地强烈地表现作者的某种感情、在艺术结构和语言修辞等方面很见功力，[23]概括起来就是形象化、情感化、结构和语言的艺术化。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角度新颖，成为研究的亮点，但大多还停留在对古代公文文学性表现形式的描述方面，流于表面和肤浅。

　　也有一些学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描述古代公文文学性的表现形式，而是进一步探讨古代公文文学性产生的原因。刘明华认为，古代公文之所以具有文学性，主要与公文的创作者以及公文的骈文文体有关。“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公文的艺术化还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骈文为公文和应用文的载体有关”。[24]徐海容认为，“有宋一代，很多文人都供职于两制，其制书情采飞扬，文辞优美，呈现出鲜明的文学性。这是文体流变自身的结果，也是时代文化风气的需要”。[25]从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古代公文文学性产生的内因与外因。胡元德认为，古代公文文学性的生成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他将此称为“古代公文文学美的发生机制”。具体来说，；；杂文学传统提供了文章学基础；公文作者的学者化和文学化提供了主观条件。他还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文都具有文学性，只有那些用于议论、陈情等的文章才具有文学品格，公文的功能决定了其文学性的有无和高低。[26]其他研究者的观点与此大致类似，比如刘丽珍的《古代公文文学色彩探因》（《学术论坛》1999年第3期）、、“杂文学”的文化传统氛围、作者本身的文学素养、公文中的情感因素等方面来论述古代公文文学性的成因。

　　虽说从文学角度研究古代公文是一大亮点，但一些研究者对此持谨慎态度。常崇宜认为，古代优秀的公文名篇“固然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与卓越的艺术特色，。“研究公文首先要从公文的角度去研究，而不能仅从文学角度去研究”。[27]胡元德同样认为，“这些研究单纯从文学角度入手，结论往往不够全面或不很正确”。[28]

　　从写作学角度研究古代公文，其意义在于“从古代公文的写作经验中得到宝贵的启示，以提高我们的公文写作水平”。[29]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公文写作的地位及其变化、写作思想、写作技巧上。

　　裴显生指出，“古人在公文写作实践中，已认识到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公文起着‘言敷于下，情进于上’（刘勰《文心雕龙》）的上传下达、协调国家机器运转的重大作用。正由于公文对治理国家有着重要作用，历代朝廷对长于公文写作的人才十分重视，公文写作一再被列为科举的必试科目”。[30]关于公文写作在古代受到特殊重视，刘树勋也说，当时的读书人“既要会写诗，还要会写公文”。“我国的文学史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许多作家一开始并不是创作诗赋，而首先是致力于经世的文章，即大抵属公文性质的写作。一般说来，。[31]

　　公文写作在古代受到重视，后来却遭受冷遇，甚至受人鄙薄。研究者称，导致这一变化的有公文程式化的加重、文学观念的转变、文学语言的变化、革命的不断深入等多方面因素。

　　“古代公文是古代社会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忠君思想、等级观念等等，但不能因此判定其全是封建性糟粕，毫无积极的思想意义。”[32]裴显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主张，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他认为，在古代优秀的公文中，可以让后人吸取的思想养料是多方面的，比如忧国忧民的高度责任感、不避风险的浩然正气、关心民瘼的“为民请命”精神。[33]刘树勋认为，古代公文在思想意义上能给我们许多启示：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坚定革新的信念，敢于为维持正义而斗争，关心人民生活，反映民间疾苦。[34]张兴龙则认为，古代公文写作中存在“文以载道”的思想。[35]胡明波亦认为，古代公文大量引用、化用儒家经典，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36]

　　文写作研究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公文的“写法也有别于其他文章”。[37]笔者梳理发现，关于古代公文写作技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两个方面。比如，刘长悦从表现手法切入，详细论述了古代公文写作中的繁与简、曲与直、详与略、叙与议、概括与具体这五种关系。[38]姜英伟认，古代公文的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准确、简洁、富有文采三个方面。[39]丁忱则从语体角度探讨古代公文的写作技巧。[40]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将古今公文进行对比，关注二者在写作技巧方面的异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钱思荻的《古今公文的“文”与“质”变化探究》（《文教资料》2014年第36期）、高艳秋的《古今公文表达方式研究》（《办公室业务》2014年第21期）等。

　　与古代公文相关的研究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公文史研究。上世纪30年代，许同莘的《公牍诠义》就已经从史学角度来观照公文。古代公文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闵庚尧的《中国古代公文简史》（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丁晓昌主编的《古代公文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吕发成主编的《中国公文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等论著。二是古代公文制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公文的保密制度、避讳制度、办理制度、用印制度等方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研究，比如古代公文载体研究、古代公文写作理论研究等。

　　有关古代公文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总体而言，“在当代中国繁多的研究学科中，对公文的研究却始终未得到研究者的应有重视。究其原因，一是认为古代公文具有强烈的封建思想，二是认为古代公文艺术上不及文学作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41]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误解，许多研究者认为，对古代公文的研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事实上，要想促进当代公文的发展，就不得不了解它的前身——古代公文，正所谓知其“来龙”方能解其“去脉”。忽略对古代公文的研究而仅仅注目当代公文本身，必然会陷入学科发展不完善的困境。

　　除了从观念上加强对古代公文研究的重视，以下两个方面也需要引起注意。一是加强对史料的挖掘与利用。通观现有的关于古代公文的研究，对古代文献资料的运用还远远不够。如何将浩如烟海的古代公文史料有效利用起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点。二是将古代公文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观照。比如，唐代公文与宋代公文，二者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反映在公文的内容、形式方面有何区别；又比如，历史上每一文种的出现与当时的政体究竟有何关系。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研究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做出新的探索。

注释：

[1][18][41]丁晓昌、冒志祥《略论中国古代公文及其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2][4][27]常崇宜《简论古代公文及其写作特色》，《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3][29][30][32][33]裴显生《公文写作古今谈》，《应用写作》2001年第2期。

[5]赵彦昌、，《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6][13][14][26][28]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广陵书社2012年版。

，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8]胡明波《中国古代官署平行公文文体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9][17]李振龙《谈谈学习古代公文的意义》，《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文教资料》2013年第35期。

[11]何庄《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档案学通讯》2012第3期。

、状、札子为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5]丁晓昌《试论公文文体演变的基本模式和主要方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6][31][34][37]刘树勋《论古代公文》，《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19]钟罗庆、张晟钦《从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角度看古代公文文学美》，《文教资料》2015年第5期。

[20]刘丽珍《古代公文文学色彩探因》，《学术论坛》1999年第3期。

[21]熊碧《唐代奏议的文学研究》，上海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22][25]徐海容《论宋代制书的文体形态和文学性》，《文艺评论》2012年第8期。

[23]胡念贻《文学史编写中的散文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35]张兴龙《中国古代公文写作中的“文以载道”》，《秘书》2005年第11期。

[36]胡明波《中国古代公文对儒家经典的引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8]刘长悦《论古代公文的五大关系》，《文教资料》2012年第34期。

[39]姜英伟《古代公文写作中的语言艺术》，《秘书工作》2010年第11期。

[40]丁忱《试论古代公文写作中的骈中有散与散中有骈》，《档案与建设》2008年第10期。

　　（本文刊于《秘书》杂志2016年第9期。封面图片：《云恋叠峰》刘桂云）